通过上述分析，遗赠能否导致物权变动与遗赠立法模式、物权变动模式都是相关的。从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来看，一方面，我国继承法区分遗赠与遗嘱继承，即以遗产承受人与遗嘱人的关系来区分遗赠与遗嘱继承，这属于“区分遗产承受人”模式。(更多相关法律文章欢迎关注黑龙江陈山律师事务所网站：www.chenshan.lawer及陈山.com ）凡遗嘱中指定的遗产承受人为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内的人，且其概括继受遗产的全部或部分的，则为遗嘱继承；而遗嘱中指定的遗产承受人为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外的人，且其只承受遗产权利而不承受遗产债务的，则为遗赠。在这种模式中，受遗赠人只能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且不对遗产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可见，这种模式与“区分承受遗产内容”模式除在受遗赠人的范围上存在差别外，在其他方面并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在我国现行法采取的遗赠立法模式下，就比较法上的依据来看，遗赠似不宜具有导致物权变动的效力。另一方面，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原则上采取了债权形式主义，而在比较法上，按照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遗赠不能导致物权变动。可见，《物权法》第29条赋予遗赠导致物权变动的效力，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存在着内在冲突。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按照我国现行继承法的规定，执行遗赠不影响清偿遗赠人的债务。就是说，只有在清偿遗赠人的债务之后，受遗赠人才能取得遗赠物。如果遗赠能够导致物权变动，则在遗赠开始时，遗赠物的物权即归属于受遗赠人。此时，若用遗赠物清偿遗赠人的债务，就等于用受遗赠人的财产清偿遗产债务，这显然与我国法所规定的遗赠性质不符。其二，如果遗赠能够导致物权变动，则受遗赠人对遗赠物就享有物权，而遗产债权人基于遗赠物仅形成债权关系。但我国现行法并没有如有的国家那样，将遗产债权设定为优先权，具有优先于遗赠的效力。[4]因此，如果用遗赠物清偿遗赠人的债务，则会发生债权优先于物权的现象，这有违物权的优先效力。其三，从理论上说，遗赠的物权变动不宜采取意思意义。[5]因遗赠是通过遗嘱作出的，而遗嘱通常具有秘密性，第三人无法知晓，且受遗赠人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范围很广。在这样情况下，赋予遗赠以物权变动的效力，与公示原则的精神相距甚远，无法明确权利物权的状态。物权的**对世效力要求物权具有可识别性(更多相关法律文章欢迎关注黑龙江陈山律师事务所网站：www.chenshan.lawer及陈山.com ）而为了实现物权的可识别性，就须进行物权变动的公示。[6]由于在遗赠的情况下，物权的变动并没有可识别性，因此，遗赠的物权变动须进行登记或交付，而不能像继承那样无须公示就可以导致物权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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