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研究（二）

二、原因透视：四因素影响量刑均衡

量刑均衡是指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人民法院在正确定罪的前提下，对刑事个案的量刑准确适当、罚当其罪并且对于性质相同、情节相似的刑事案件，裁量的刑罚基本一致，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一种状态。量刑均衡具有时空性、可比性、相对一致性等特征 。量刑均衡问题，是检验法官内心是否持有公正心态及公正程度的一把标尺，量刑适当，又是关乎被告人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 。量刑均衡性的实现，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比法定刑的配置要复杂得多。而且，法定刑的配置主要是由立法机关与刑法理论界共同完成的，而量刑的均衡性实现一方面离不开理论界的研究，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靠刑事法官的努力。但法官在实现量刑的均衡方面，往往受到诸多体制因素的制约：

（一）立法因素的制约。

我国刑法对法定刑幅度的配置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范围较为宽广，因此法官对宣告刑的决定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少这种意义不低于对犯罪性质的认定 。同时，许多罪名又设置了一些诸如“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恶劣”等不确定的弹性标准，这也给法官的均衡裁量带来了很多麻烦。

以危险驾驶罪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将危险驾驶机动车行为纳入了犯罪的范畴，其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在此法条中，何为“追逐竞驶”，立法并未明确，“追逐竞驶”达到何种程度谓之“情节恶劣”，立法也未明确，关于醉酒问题，一个人的酒量有大小，不同的人因其体质、情绪和喝酒的次数、酒的种类不同而有所区别。由于法律对何为追逐竞驶情节恶劣，何为醉酒，规定得并不明确，而目前又缺乏相应的司法解释，在此背景之下，受法官刑法观念、文化层次和法律素养、个人性格及经历的影响，出现“同案不同罚”的量刑失衡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二）法官自身因素的影响。

人是一切活动的主导因素，“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官素质的高低不一所导致执法水平的差异，也是影响量刑均衡的重要原因。

（1）法官刑罚观念的影响。现代刑罚通过威慑、报应与社会再适应这三项主要功能，追求一种复合型目标，即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因此法官的量刑活动不仅要实现刑罚的报应目的，而且还要体现被告人再适应社会，预防其重新犯罪的目的 。但是受传统的刑罚报应观念的影响，有的法官缺乏科学的刑罚观，对刑罚的目的、功能及价值理解得不全面，甚*形成了重刑峻法、重定罪轻量刑、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这些观念在无意识或潜意识中发挥作用，影响着量刑的公正与平衡。“再有学术价值和崇高的法典，如果没有好的法官来实施，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但是，如果有好的法官来实施，即使法典或法令不太完善也不要紧 。”此话虽失偏颇，但足以说明法官的刑罚观念及人格因素在刑罚裁量过程中的作用，它们综合在一起，影响着法官对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并最终通过宣告刑而展示出来。

（2）法官的文化层次和法律素养对量刑的影响。不同文化层次的法官，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对法律条文的解读是有差异的。目前在我国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基层法院，不少老一辈法官缺乏高等教育和系统的法学教育，他们之前从事不同的行业，进入法院之后，通过传统的 “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摸索办案经验，在经验主义思想支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易生搬法条，忽视对条文背后法学理论作全面的理解，忽视对新型案件作细致深入的研究，不考虑定罪量刑条件的变化。这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不公正的立法固然是一种弊害，但是在其未经适用于个案之前，弊害只是潜在的，或者只是表现为一种符号意义上的；而一个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存在基础的司法官僚**却可以将立法上的弊害降***限度，相反的情况当然也不言而喻：良好的立法由于不公正的适用而造成压迫和暴虐，正如我们民谚所说的歪嘴和尚念偏了经。” 所以法官的文化层次和法律素养如何，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量刑的合理性。

（3）法官品德、性格及经历差异的影响。我国刑法实行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制度，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的品德、性格及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对量刑均衡产生影响。比如，道德品质好、政治素质高的法官往往能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否则则易腐化堕落、枉法裁判。又如性格方面，睿智理性的法官往往能够冷静的以刑法理论和法律规定作为评判标准，理性分析犯罪，正确裁量刑罚，反之则易以个人好恶、感性和情理来处断案件，造成量刑偏差。另外法官个人经历的不同也可能导致量刑的不同，如法官多次被盗，他可能会对盗窃犯非常痛恨，在办理盗窃案时往往对盗窃犯从重处罚；又如一名法官若喜好饮酒，则他对酒后驾车的行为往往能从心里予以宽宥，对其科以轻刑；再如一个主张女权主义*上的女法官，可能对强奸罪等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量刑较重，对妇女因家庭原因实施犯罪的案件可能处刑较轻。